方志里的山西——山西廉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

廉吏文化是山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地方志作为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记载和蕴藏着丰富多彩的廉吏文化内容和素材。深入挖掘和阐发方志里的廉吏文化资源，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精神的具体实践，是实现山西方志文化创新转化的积极尝试，也是借鉴历史智慧，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思考探索。

【主讲人：刘益龄】

省委党史研究院一级巡视员，党史方志专家，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出版学术专著《山西地方志史》，组织编写大型文献《山西通志》《山西省志》，参与组织《山西改革开放40年大事纪要》《辉煌山西70年》等近百部党史方志学术著作，发表论文20余篇，多次荣获全国优秀成果奖。

壹 山西方志里的廉吏文化形态

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记载一定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志具有地域性、连续性、资料性、广泛性和时代性五个特征。它的功能是存史、资政、教化。

山西地方志是山西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从汉末魏晋南北朝算起，至今已有1700多年，经历了孕育萌生、发展成型、勃兴全盛、衍变转型等过程，具有历史悠久、赓续不绝、种类齐全、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等特点。山西最早的方志是魏晋时期的《上党记》，山西现存旧方志470多种，省志有明成化《山西通志》、明嘉靖《山西通志》、明万历《山西通志》、清康熙《山西通志》、清雍正《山西通志》、清乾隆《山西志辑要》、清光绪《山西通志》等7种。其中，明成化《山西通志》是我省现存最早的省志，清雍正《山西通志》是体量最大的省志，共230卷、约1000万字，清光绪《山西通志》是学界认为质量最高的一部省志。

山西方志中记载廉吏文化的主要形态，一是人物传记。方志中通常以“名宦”“宦迹”“人物”等名目记录“功绩著于国家，德泽洽于黎庶”的清廉官吏；二是艺文文献。山西方志多设艺文卷以收录历代碑铭、诗词、御制等文献，这类文献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廉吏文化资料；三是祠庙崇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人把祭祀看得与战争一样重要。外籍官员通常立“名宦祠”崇祀，本籍功绩卓著官员，立“乡贤祠”祭祀。此外，还有忠义祠、节孝祠等，其中也有一些品行端正、有忠义之节的廉吏入祀。据明成化《山西通志》记载，明初，太原府文庙前建有乡贤祠，奉祀在内的有30余人，其中伯夷、叔齐、狄仁杰、裴度、文彦博、薛瑄等都是名垂史册的良臣廉吏。

贰 山西廉吏群体的特点及成因

古代社会对廉吏的定位。“廉”在《说文解字》中是指“堂之侧也”，其特点是平直、方正、有棱角，所以“廉”被引喻为人的品行端方不苟、方正刚直。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中讲：“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反映周代制度的《周礼·天官冢宰》提出“六廉”，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廉善指善于治理政事、为民众称善；廉能指干练有才、长于理政；廉敬指谨慎敬业、恪尽职守；廉正指公允持正、不徇私情；廉法指奉公守法、执法严明；廉辨指辨别曲直、明察秋毫。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长期把“六廉”奉为考察识别官吏的圭臬。举凡修养有德、勤勉为政、爱民惠民、刚直不阿、清廉俭朴、执法如山的官吏都被列入“廉吏”的范畴。

山西廉吏群体的特点。从时间上看，上起商周时期，下迄清朝，代代相继，廉吏辈出。商朝有著名政治家平陆人傅说，春秋时期有介子推、董狐，两汉时期有屯留人鲍昱，魏晋时期有闻喜人裴让之，唐代有太原人狄仁杰、永济人柳宗元等。从地域上看，分布广泛，覆盖全省。如太原高巍、周瑄，大同田蕙、刘从益，忻州姜涛、郑友周等。从个人出身看，古代把官吏受教育的程度当作“出身”。唐代狄仁杰明经及第、柳宗元进士、宋代司马光进士、元代吕思诚进士、明代姜涛举人等。可见这些廉吏以进士居多，大都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从数量上看，山西历代载入二十四史的廉吏超过200人，方志记载的清官廉吏更是为数众多，几乎每一部通志、府州志、县志都有本籍或外籍在当地做官的廉吏。

山西廉吏上述特点的成因。山西廉吏大多都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中国传统廉政理念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内心，并引导和影响着他们的从政思想和行为。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提出了以德治政的主张，实际上讲的是勤勉执政。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体系中，十分注重通过监察和考核来强化吏治。通过考核和监察，评价和把握官僚的任职状态和绩效，在此基础上开展相应的奖惩和重新任用，这是激励官僚恪尽职守以保证行政效率的主要杠杆，也是控制和调节整部官僚机器使之正常运行的基本手段。早在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西汉就制定了《监御史九条》：“察有讼者，盗贼者，伪铸钱者，恣为奸诈论狱不直者，擅兴徭役不平者，吏不廉者，吏以苛刻故劾无罪者，敢为逾侈及弩十石以上者，非所当者，凡九条。”当时的监察内容十分宽泛严格，而且把“廉”当作其中的重点（西汉纪年卷一）。

特定地域内的民风民性对人的习性养成有重要影响。廉吏们从垂髫总角的童孩到及笄戴冠的成人，其成长过程中离不开当地的社会土壤。从有关民风民性的信息中可以看出，淳厚质朴、崇尚节俭、勤于本业、追求气节是屯留百姓共有的优秀品质。

端豢养、立家规、重家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家规家训是家庭对子孙立德树人、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谆谆教诲，深刻影响着家庭成员的道德品行、思想境界、待人接物、从业治事。清代著名廉吏毕振姬在“勉学、勤俭、向善”的家训影响下，潜心读书、勤俭持家、爱民如子、清廉为政，成为“爵禄不能动其心，富贵不能攻其志”（康熙御批）的“绝世楷模”。

叁 山西廉吏文化的核心内涵

廉吏文化是官员廉洁从政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的总和。山西方志中记载和展示的廉吏文化元素十分丰富，我们应梳理和发掘这种文化资源的核心内涵，进而提炼出具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精神财富。

民为邦本，亲民爱民的为民情怀。元代平阳绛州人姚天福任真定府尹时，官府筑寺五台，督民运木，夺农瘰众。令方急，公不从。府惧，佐贰交诤之。公曰：“吾牧民也，唯民是恤，请待农隙，朝省为允”。

修身律己、仁厚宽容的德政品格。昔阳人乔毅，明成化年间曾任工部右侍郎，“处同僚、待官属，诚恪厚廉，始终如一。与人交，无崖岸机阱，发言吐辞，洞见肝鬲，无矫伪”。明代薛瑄既是著名学者，又是名重一时的清官廉吏，他认为居官清正必须修身养德，提出“正以立心”，理明、心公才能心正，心正才能处事公道；“清心少欲”，欲淡则心虚，心虚则气清，气清则理明；“和庄自爱”，待官属左右要宽和，持身自洁，律己以严。盂县人侯可是宋代廉吏。清雍正《山西通志》卷一九四，程颢《殿中丞侯先生墓志铭》称其：“纯诚孝友，刚正明决，非其义，一毫不以屈于人，视贪邪奸佞若寇贼仇怨。”“遇人之善，友之助之，欲其成达，不啻如在己也。”“轻财乐义、安贫守约，急人之急，忧人之忧。”

克己奉公、勤俭节约的廉洁操守。清代名臣泽州陈廷敬以清正廉明屡居要职。任户部侍郎时曾说：“在部绝请托，禁馈遗，诸曹凛然，吏不敢犯。”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时上疏云：“贪廉者，天下之大关。奢俭者，贪廉之根柢。不俭不廉，天下饥寒。饥寒切身，奸宄即起。”任吏部尚书时：“昏夜有袖千金贽者，公叱去之。”有“天下第一廉吏”之誉的于成龙，出任广西罗城知县时，典田卖房，凑银百两，买毛驴一头，跋山涉水前去上任。在任期间，日食粗米一盂，粥一碗，配以青菜，常年不知肉滋味。晋升福建布政使后，亲拟对联，悬于大堂：“累千盈万，尽是朝廷正赋，倘有侵欺，谁替你披枷戴锁；一丝半毫，无非百姓脂膏，不加珍惜，怎晓得男盗女娼。”依然是一竹笥贮朝服，二釜瓦备炊用，文卷册数十束，除此竟无一物。

恪尽职守、勤勉从政的功业追求。金代五台人张大节任横海军节度使时说：“河决于卫，横流他郡，沧境有九河故道，郡人大恐。公夜半驰出，相宜为备，堤防可缮，沟渠可浚者，咸尽力焉。故水不为害，人赖以安，境内大治……听事之暇，无日不至学舍，训诲学生，以忘饮食。”清乾隆年间，吉州人兰第锡任永定河北岸同知，“值河北涨溢，身督兵夫堵合，凡三十五昼夜，片刻未离工次。”任永定河道时，“大雨，河骤涨，竭力抢修，获邀优奖”。不久，升东河总督，时青龙冈改河初成，溜势趋向未定，悉心筹度，动合机宜，费不繁而工毕竣。后调督南河，抵任后，周视南北两岸，“与僚属悉心讲求，稽工料，简军实，设兵堡，汰巡船，日不暇给。以节俭，身先表率，所属翕然从之”。清乾隆年间，长子人崔梦熊，任直隶万全县县丞，“民情剽悍，事多讼繁，梦熊早作夜思，判决无壅，不数月，境内肃然”。

刚直不阿、端方正派的凛然正气。明代薛瑄任云南道监察御史时，“中官王某权偕倾一时，或欲邀公拜其门，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门邪。’已而遇诸途，众行跪礼，公独不屈”。任南京大理寺卿时，“中官金英出差而还，南京公卿俱饯于江上，公独不往。英至京言于众曰：‘南京好官人惟薛卿耳’”。清代兴县人孙嘉淦清雍正六年（1728），任顺天府尹，“疏劾古北口监督傅绅私征官税，论如律”。乾隆登极之初，戆正耿直的孙嘉淦向乾隆上《三习一弊疏》：“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

秉公持正、能谋善断的职业素养。代州人张大节任太原府尹时，“定襄退吏诬告其县十有八村之人私匿铜货。公以迹察之，所得诬情，抵吏罪。民获雪冤，诣公祖茔，立石作颂”。张大节明察秋毫，公正执法，赢得百姓的爱戴。清代沁州人吴琠曾任湖北巡抚时，“湖北自裁兵之变，黠猾率指仇人为贼党，株连不已。琠概不究讯，惩其妄讦者，人心大定”。正是因为吴琠审时度势，明辨是非，严惩妄加攻讦之人，才使得混乱局面得以有效控制。

肆 山西廉吏文化的时代价值

山西廉吏文化是历代清官廉吏在从政实践中形成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系，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廉洁文化理念和思想精神资源。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要论述精神，借鉴历史智慧，深入挖掘、系统梳理山西方志中的优秀廉吏文化资源，实现山西廉吏文化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为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路径和方法。

加强思想建设，筑牢廉洁从政的底线。要倡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要涵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民为本、敬民爱民的为民情怀；要弘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责任担当，让党员、干部在担当、干事中展现自身价值，实现理想抱负。

注重制度建设，扎紧反腐倡廉的篱笆。要健全完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用制度，给优秀干部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让腐败分子无所遁形；要强化干部监督制度，把权力置于阳光之下，接受人民监督、接受社会监督，使党的好干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要优化干部考核制度，给为政以德、忠诚担当、清白干净的干部保驾护航，使德不配位、消极怠惰、贪婪腐败的人无机可乘。

提倡道德自律，铺就廉洁为官的基石。要养成宽容仁厚的品质，爱百姓、爱部下、爱同仁，以德立身，以德服人；要崇尚坦荡正派、重义轻利的品格，持正念、走正道、办正事；要培养节俭戒奢、清心寡欲的习惯，洁身自好、爱惜民力，在清廉为政中获得百姓尊敬；要注重名节，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展现共产党人的政治风采，树立新时代廉吏的道德风范。

弘扬良好家风，营造廉洁从政环境。家风正，则民心淳；民风正，则社稷安。要重言教、重身教，培育注重德行、抑恶扬善、见贤思齐的好品性；要廉洁齐家，管好配偶、子女，本分做人、干净做事；要勤俭持家，从细微处做起，养成清廉俭朴的作风。

建设政治文化，涵养清廉为政的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培育广大干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担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政治气节。要继承革命文化，用“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处理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的关系。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党员干部守私德、重品行、正操守、明大义、守信誉。